四面楚歌的中国经济：金融篇

四面楚歌的中国经济：金融篇

生于0715 

 

金融系统连环违约就像变奏曲。金融系统是枢纽，联系体制经济和社会经济、链接国内和国外经济。在功能上，中国金融系统的作用是，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流通，为中共体制经济提供免费和廉价的资金。或者说，金融系统通过变奏的金融手段，将社会中民众的资金，变成体制可以随意使用和挥霍的钱。例如，中国股市从成立之初，宗旨就是为了国有企业脱困服务。在这个宗旨下，股市想方设法吸引社会的资金，并将资金输送到各个体制内企业。最初，民众不信任股市和股票，体制以折价和摊派的方式卖给个人。随后，体制透过媒体，创造各种炒股致富的神话，吸引民众进入股市投机。当中国股民只看到股价上涨赚钱的时候，往往忽略股价背后国企的血盆大口。随着中国股市规模的扩大，各种舆论传媒进一步装裱中国股市，将其比喻成为类似美国股市的事物。当然，不论中国各种股评如何套用美国股市的概念，将中国股市和美国股市做类比，甚至在中国股市强调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概念，都无法避开为国企脱困这个基本导向。

 

随着股市的发展演变，中国股市的作用进一步细化，形成几方面的利益集团：1、国企脱困，国企通过发行股票、增发股票，从社会民众手中大量圈钱吸血；2、大小非利益集团，体制中的权力掌控者和关系者以极低的价格购买原始股，等股票上市后，再以高价在股市中抛售，实现个人和小群体的圈钱收益；3、资金操控者，资金与企业合作，通过释放消息进行股票操控，吸引股民追涨杀跌，将股民的钱赚到自己手中；4、股市中介机构，包括各种上市推荐机构、股票交易中介等等，从中赚取高额的中介费用。而这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均来自于诱骗股民进入股市，将钱扔到股市里。尤其在股市强调价值投资后，自我幻想着价值投资、长远增值的中国股民们，在40多元的时候积极购买中石油股票，结果几年后见到10元之下的中石油股票价格，很好地体验了一次什么是中国式的价值投资。中石油在香港上市时，股价才1港元多，而且多次大手笔分红；到了中国股市，以40多元上市，一次都没有分红。同样的股票，不同的市场、不同的价格、不同的分红，反映出中国大陆股市和香港及西方股市的关键差异。在全民炒股时期，中国股市的股票账户达到上亿户，其中绝大多数股民亏损。大多数的亏损额少则数万元，多则几百万、上千万元，都送给股市中的利益集团。股市的各种特点，反映出中国金融系统功能作用，以及基本的运作模式。 

 

金融系统是中共体制经济的核心命脉。体制以最严厉的暴力手段，保障对于金融系统的垄断权。垄断权包括两方面：一是金融机构垄断权，确保金融机构由体制牢牢掌控，资金主要流向体制单位。在世界上，中国是最严厉进行金融机构管制的国家之一，所有金融机构必须按照体制的要求建立和运营。虽然中国地域广大、表面上经济形态各异，而且金融机构似乎也存在多种形式。但实际上，金融机构牢牢掌控在中共极权体制手中，并且为中共极权体制提供资金保障。在对外经济关系中，体制通过外管局和银行系统，进行严厉的外储和外汇管制，保障体制优先使用外汇。在金融系统中，表面上似乎有多种形式、多种组织构成，但是都通过严厉的金融管制手段，进行严格规范，保证金融系统向体制输送利益，也就是利益导向单一化。在国内，中共体制对于私人实施金融活动、尤其是建立金融和类似金融的机构，实施极为严厉的打击。当体制认为个人的金融活动危害到体制利益，只需要按上非法集资罪的罪名，就可以任意量刑，直至死刑。1990年代后期，朱镕基在中共体制接近崩溃的时候，为了能够挽救中共体制，积极谋求加入WTO。在中国加入WTO的条约中，一个重要部分是承诺金融系统对外开放，中国银行采取国际银行业的考核标准。不过，在中国加入WTO后，通过大量出口和吸引外资，经济上重新站稳脚跟，开始以行政壁垒的方式减缓限制金融系统的开放，确保体制的经济利益。二是保护金融机构的利益，让金融系统有足够的操作空间。在操作上，金融系统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坑蒙拐骗、抢劫偷盗，而受到体制的法律和媒体保护。有的人在银行的大额存款，在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不翼而飞。本来，这是银行的责任，应当对储户赔偿，但是很多情况下银行各种推诿，拒绝赔偿。还有，在股市火爆时，银行也积极参与到股市基金发行中，从基金发行上获利。一些人在缺乏金融知识的情况下，本来准备到银行存定期存款，但是在银行业务员的诱导、甚至不知情（以为自己在存款）的情况下，购买了股市基金，在后来的股市崩盘中遭受沉重损失。反过来，如果平民敢于利用金融系统为自己谋利，随时会遭到极为严厉的惩处。例如，山西青年许霆利用ATM机故障，多取了17.5万元现金。结果，法庭判处许霆5年徒刑，没收所得现金，再多罚许霆2万元。而这种事件在英国也发生，银行承认是自己的问题，既不会对多取钱的客户提出诉讼，甚至不要求客户退还多取的金额。而中国银行和英国银行的差异在于，中国银行至于体制的绝对保护之下，法律是体制对民众压制的手段；英国银行是市场中的一分子，和民众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法律不偏袒任何一方。

 

金融系统为中共体制输送资金。金融系统主要的方式是，从社会中吸收存款、债券购买款项和投资款，并且将这些款项主要送给体制消耗。需要明确的是，体制自身不创造价值，主要靠从社会经济中榨取利益而生存。而且，体制有各种花钱的冲动，随时就会造成超支。在世界各国，大政府的特点都一样，就是政府的支出超过收入，导致财政赤字，只能靠借债过活，而且债务积累越来越多。中国极权体制的特点更加突出，不仅通过税收，还通过垄断国企、房地产、以及其它各种额外收费，维护体制的庞大消耗。在这个基础上，体制需要通过金融机构，维持整个体制经济的运转，并且从社会运转中获得更多的资金。当体制需要钱的时候，金融机构通过上述各种筹资活动，为体制提供免费或者廉价的资金来源。在朱镕基进行金融改革之后，金融系统对于体制的支持作用大大加强。之前，当中共体制缺钱的时候，还需要发行国库券（中央政府债券），填补体制消耗的窟窿。之后，当体制缺钱时，只需开动印钞机，将基础货币注入银行，再由银行通过海绵效应，将整个社会中运转的资金尽可能吸入银行，贷给各个体制单位即可。在体制内，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差异，以及不同体制部门的差异关系，相互之间也进行一定的竞争。而不同级别的金融机构由不同的体制单位管辖，主要替相应的体制经济服务。在资金紧张的时候，因为体制内的竞争关系，逐渐形成不同的银行操作模式。大致上，由于中央体制掌控印钞机，国有商业银行主要由中央掌控，因此各部委、各央企等中央体制单位，优先获得免费或者低廉的融资。各地则为了争剩余资金，只能提高融资成本，诱使贪图小利的人群将资金存入自己管辖的金融机构。

 

只有持续的货币扩张，才能保证中国金融系统的运转。基于体制的极权特点，当体制从金融系统贷款后，从开始就注定了不会归还。在表面上，当银行对体制贷款时，体制需要拿一些资产或者收入担保，显得贷款属于低风险优质贷款。但是，这些担保只是为了做账的好看，或者说装裱门面。在银行给体制贷款后，总有部分或者全部贷款无法收回。由于金融系统的货币重复借贷效应，即使部分贷款无法收回，经过数次贷款后，也变成全部贷款无法收回。这些不会归还的贷款，在金融系统中就变成实质上的呆坏账。由于这些贷款大多数为中长期贷款，所以在初期表现并不明显。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呆坏账的规模越来越大。为了维持银行的运转，体制必须持续印钞，将更多的货币总量注入银行，掩盖过去的呆坏账。而且，只有掩盖呆坏账，产生更多的货币量，银行才能够继续给体制输血。持续印钞和增加货币总量的结果是，通货膨胀不断加速，货币的含金量越来越低。当体制从银行中获得主要的货币贷款，也意味着体制占据越来越多的经济份额，而民众占据的经济份额越来越少。民众手中的货币越来越贬值，其财富被体制所吞噬，形成所谓的国富民穷的现象。在过去数年，房地产业利用持续通胀的特点，向民众灌输钱毛了的观念，并以此促使民众买房，实现所谓的个人财富保值增值。

 

银行随时遭遇呆坏账带来的生存危机。呆坏账如同黑洞，随着呆坏账规模越来越大，随时吞噬银行系统，造成银行的倒闭危机。大致上，当两个外部条件发生作用时，促成银行系统的倒闭危机： 1、印钞速度减缓，银行维持自身的运转，首先需要满足自身的运转费用，还需要对储户还本付息。一旦印钞速度减缓，银行获得的资金来源减少，无法支付自身运转费用和还本付息的金额，将直接面临倒闭危机。2、对体制贷款的呆坏账率过高，当体制经济自身遭遇重大危机时，甚至无法部分偿还贷款，形成多重的坏账累积效应。即使保持一定的印钞增长速度，也无法掩盖呆坏账黑洞，造成银行生存危机。在1990年代上半期，体制推动血汗工厂的出口导向经济政策后，试图抛弃当时的大部分国企。朱镕基号称闯地雷阵，以国企脱困为口号，对大批国企解散和廉价贱卖，并且推动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这些国企被解散贱卖后，其在银行的贷款大部分被一笔勾销。银行对这些企业的贷款成为实际的坏账，自身也面临生存危机。朱为了挽救银行，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1999-2000年，把四大商业银行的将近14000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资产剥离，转到资产管理公司名下。不过，由于体制的特点，银行的坏账还在持续产生和积累。为了满足WTO和国际银行业的要求，体制在2004年继续给四大银行注资上万亿元人民币，大规模剥离不良资产。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所谓的不良资产只是已经逾期的呆坏账，而新的呆坏账产生后，因为还没有到期，不计入呆坏账范畴。在地方银行（信用社）系统中，由于地方国企大规模倒闭导致资金极度紧缺，一些信用社以高息揽储，承诺利息明显超出体制规定的利息。在高息揽储、将民众的钱套到信用社后，国家开始发布命令打击高息揽储，将高息存款的民众资金没收。通过让民众血本无归的方式，支持地方体制的生存。 

 

4万亿经济刺激，关键在于挽救金融系统。从中国加入WTO之后到2008年之前，由于出口的持续迅猛增长，以及外资对中国投资的持续增长，在中国外汇管制系统机制下，给中国银行系统带来大量的货币增长。其中，最为明显的效应是，中国股市进入超级大牛市，同时房价也在不断上涨。不过，到2007年下半年后，美国次贷危机已经开始显现，国际金融市场开始进入动荡期。受其影响，炒作过度的中国股市以崩盘的方式下跌，上证指数从2007年末的6100点以上，一路跌到1600多点，跌幅将近四分之三。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楼市也感受到资金的匮乏，开始明显转冷，并在开始下跌。股市大幅下跌和楼市下跌反映出，中国金融系统变得脆弱。在雷曼兄弟倒闭引发次贷危机扩散到全世界后，中国金融系统也突然之间遭受重创，陷入全面危机。一方面，出口订单大规模取消，而且大量国外客户倒闭，欠账变成呆坏账，意味着外汇收入现金流减少和应收账款减记；另一方面，中国对外投资大量亏损，而且外资大规模收缩，进入中国的外资减少。中国金融系统危机反映到经济中，表现为铁公基和房地产全面停滞，钢铁水泥煤炭建材价格暴跌，成交清淡，大量企业倒闭。在这样的背景下，温伸出4个指头，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刺激。在数年后，不少人抱怨，4万亿导致通胀严重、实体经济受到严重打击、民生日益艰难。实际上，这些抱怨并没有意义，或者说不理解4万亿的初衷。4万亿根本是为了救金融系统，进而救体制经济。在一个社会中，特定时间内的财富是相对固定的。4万亿救体制的结果，必然是侵占社会民众的经济利益。

 

4万亿之后，银行开始进入新一轮危机。在实施大规模基建之后，温家宝曾在开记者招待会时自己承认，投资是以投入法核算，而不是根据产出计划。也就是说，在大规模刺激的时候，只想着现在花钱，不考虑未来赚钱。4万亿之后，中国经济很快火爆，也吸引大量外资进入，让中国成为当时世界经济中最亮的一部分。这些资金进入银行后，再由银行主要贷给铁公基和房地产等体制经济部分，投入之后几乎没有产出。在4万亿之后，由于大规模通胀开始爆发，体制被迫缩减资金投放，加上外资流入相对减缓，货币供应量增长比例逐年走低。同时，由于贷款质量过差，大量资金借贷后无法偿还，成为银行中的呆坏账。例如，一直争论的高铁和低铁突然停止争论，造价极为昂贵的高铁成为首选，前后3万亿以上的资金投入铁路系统，其中主要投在高铁和火车站建设上。多数高铁建成运营后，其收入连自身的运营费用都难以打平，更别说对银行还本付息。除了高铁外，银行资金进了各种各样的项目，例如大量的城建项目。这些项目与高铁类似，都是花了钱之后基本无法赚钱，连利息都无法归还，更别说归还本金。在银行里，这些实际的呆坏账贷款的数额持续积累，成为银行的沉重负担。为了让这些呆坏账不暴露为呆坏账，银行在贷款到期后，连本带利对贷款进行展期。因为货币发行的增长幅度持续放缓，银行对呆坏账展期后，可以用于新增加贷款的数额极为有限，整个银行系统资金运转越来越慢。打个比方，银行的存贷款如同一个水池，需要不停地进行流转，也就是流水不腐。呆坏账就像沉淀到下层、不再转动的腐水，占据水池主要的部分。而且，由于呆坏账连本带利的特点，以及体制对于银行资金的持续需求，导致腐水还在持续增加。当整个水池的增量速度降低，腐水增加速度比增量快得多，导致整个水池快速腐水化。当银行系统开始被呆坏账的腐水占领，银行开始经历新一轮危机。

 

为了减缓危机，银行系统大力推广表外业务。4万亿后，银行资金全面过剩，积极给中央体制、地方体制贷款，甚至还积极给一定规模以上的私营企业贷款。在体制长期卡死金融系统，导致私营企业贷款难的背景下，对于很多私营企业主来说，这些贷款如同天上掉馅饼。但是，好景不长，对于私营企业的贷款不久之后又急剧减少。另外，在中央体制制定4万亿刺激计划后，地方体制也出台经济刺激政策，加起来的规模更加庞大。但是，地方体制自身没有印钞机，无法增加货币给自己，只能想法从银行争资金。最初，地方政府直接以不同项目为抵押，从银行贷款。随后，地方政府将无法产生效益的项目打包成一体，通过城建公司等名义进行包装和抵押，进行银行贷款，被称为地方融资平台。在2011年初，我撰文讨论shibor时，预言社会资金链即将断裂；到2011年4季度，我撰文分析，社会资金链已经断裂。其中，资金链断裂的关键部分，在于地方体制经济。在银行看到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后，逐渐减少对平台的贷款，导致平台资金来源逐渐枯竭。同时，银行开始大规模推出理财产品，以理财产品的形式为地方政府融资。理财产品的主要项目是针对地方基建、房地产和地方工业项目。客户购买理财产品后，如果项目亏损，银行不负赔偿的责任，客户自己找发行理财产品的单位索赔。这种通过银行渠道进行销售，但出了风险后，银行不负责赔偿项目，就属于表外项目。根据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财富管理研究中心的数据，2013年，中国211家商业银行共发行理财产品4.3万余款，募集资金规模约达28.8万亿元人民币，分别较2012年增长了51.6%和33.8%。银行通过理财产品的表外业务，全面转移高风险贷款项目，有效减缓银行系统的自身危机。

 

银行的操作只是起到延缓危机的作用。随着时间推移，银行危机日益加深。银行给体制的贷款，即使不完全是坏账，也绝大部分是坏账。而且，坏账越来越多，银行资金无法回收，开始面临无钱可以支付的绝境。为了延缓坏账的爆发，银行开始针对私营经济抽贷，也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另外，虽然银行为地方体制提供大量贷款，并且大量销售理财产品，地方体制经济仍然面临资金极度匮乏的困境。而且，越到基层，尤其是相对落后地区，一些体制单位的资金越紧张，发行理财产品的机会越少。为了支持当地经济，地方体制鼓励高利贷，引导高利贷资金投向房地产等领域。当地民众受高利息驱动，从银行拿出钱投入到高利贷中。高利贷再主要进行房地产开发，进而支持地方经济。高利贷从2011年兴起，在2012-2013年在全国各地全面开花。这种情形如同1990年代末的地方信用社高息揽储，但是信用社又不加入其中。当高利贷爆掉的时候，银行和信用社也不需要承担风险。需要说明的是，任何一个地方的高利贷都有地方官员的参与，符合体制投资方向的引导—房地产，否则随时被取缔。高利贷虽然减轻了银行的风险，但是因为民众纷纷从银行取钱，参与到高利贷中，影响了银行的资金运转，加剧银行的资金紧张局面。随着越来越多的高利贷爆破，社会资金越来越紧缺，导致高利贷的利息越来越搞，进一步刺激民众从银行取钱加入高利贷。由于银行放贷、理财产品、高利贷等等各方资金需求日益增大，同时银行中的呆坏账日益增加，导致银行资金越来越紧缺。不少银行为了能够维持基本的流动资金运转，高息进行银行间拆借，引发银行间拆借利率上升。在2013年下半年，银行间拆借利率居高不下，中间甚至出现银行间违约现象，反映出银行已经难以运转。

 

进入2014年，银行存款持续流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融资功能。在2013年下半年，互联网金融在社会资金链日益深入锻炼的过程中，找到自身的定位，开始得到迅猛增长。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货币基金的火爆。货币基金将民众的个人资金聚集起来，和银行谈活期存款利率，直接将活期存款利率拉到5%、甚至6%以上。当货币基金与银行谈判，形成独立的话语权，意味着资金利率的市场化大大向前迈进一步。银行用这个利率吸储则意味着，对房地产发放按揭贷款不仅没有利息收入，甚至还导致亏损。而且，吸储的资金是活期，房贷的资金是长期。银行被迫对房地产贷款全面紧缩，引发房地产成交冰冻，进而加剧体制的经济困境。银行在对房产贷款紧缩后，虽然极大缓解了资金匮乏，银行间拆借利率和货币基金的存款利率也逐渐下降；但是，银行等于失去房贷的一个重大功能，资金循环更加不畅，呆坏账日益膨胀和显露。进入这个阶段，银行的主要工作已经不是对外放贷，维持信贷扩张，保障整个资金的系统运转；而是对现有的贷款进行清理，能够收回的资金尽快收回，以免出现更大规模的呆坏账，直接导致银行连起码的运转资金都匮乏。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多家主要商业银行的存款明显流失，在资金匮乏、呆坏账堆积如山的问题上，雪上加霜。从外部业务表现上，银行除了一些特别的政策支持项目，还在进行贷款之外；即使地方政府一再要求银行放开房贷，银行也置之不理。不是银行不想房贷，而是银行自身资金极为匮乏、需要高息揽储，再也没有能力放开房贷等贷款。随着呆坏账和利息的积累，银行资金日趋匮乏。迫使银行继续从私营企业中抽贷，减少自身的风险，并且增加流动性。从这个角度，银行已经失去大部分的金融机构功能，成为以呆坏账为主的腐水潭。

 

金融系统与经济系统互动，成为无法解决的死结。银行自身陷入困境后，难以发放房贷和房地产开发贷，加剧房地产冰冻，影响房地产税费收入，造成钢铁水泥煤炭等上下游行业的困境，进而影响水电油气等等体制垄断企业的收入。地方体制、上下游行业和垄断企业受到影响或陷入困境，反过来加速银行呆坏账的暴露。另外，银行对于私企进行抽贷，加速私企倒闭，反过来增加自身的坏账。在1990年代末期，类似的金融系统与体制经济的交织困境，中国经济接近全面崩溃，体制也差点因此而瓦解。当时，幸亏私营血汗工厂出口迅猛扩大，外资对中国投资越来越多，才免于崩溃。到2014年，整体上的问题规模比1990年代末大得多，而且性质更加严重，已经全面涉及到中央各部委和央企、地方政府和地方内向型国企、以及大多数私企。即使希望通过经济刺激，再度大规模印钞，考虑到中国的货币总量和金融系统的特点，至少需要40-50万亿的新印钞资金，才能够打破金融和经济的死结，让金融系统的资金重新转起来。由于中国的货币总量已经超过120万亿，远远超过美国，成为遥遥领先的世界第一；达到40-50万亿的大规模印钞，只能让人民币快速成为金圆券。所以，体制已经基本失去操作空间，只能继续分类定向滴灌式的印钞，有限地延缓整个系统崩溃的速度。从2014年中期开始，金融和经济系统加速崩溃，而且崩溃全线表面化。不论地方体制，还是很多民众，都希望新出4万亿，挽救崩溃危局，也挽救自己的收入和业务。但是，深知积重难返的中央体制，面对希望救市的呼声，只能多次强调按照既定方针，不再大规模印钞放水。即使央行发文刺激房地产市场，也是强调还清其它房贷，才能享受新的房贷优惠。这种文件既表现出央行对于房地产市场的立场性支持，也反映出央行深知各个商业银行资金已经基本枯竭，只能采取口头表态的方式支持（具体分析参见文章，《房价的牛肉在哪里》）。

 

金融系统崩溃，已经开始直接影响到相关群体的利益。不论金融系统如何遮盖资金问题，当无法遮盖的时候，自然会影响到相关人员。由于金融系统无法从体制经济中抽贷，就开始从私营企业抽贷。而且，金融系统为了降低自身的风险，怂恿私营企业之间做联保。对一家企业抽贷达不到目的后，再从其它企业抽贷，以填平自己的窟窿。结果，当一些对劣质企业的劣质贷款出问题后，通过联保抽贷，直接拖垮经营状况较为良好的企业，引发区域性的成片企业倒闭，也就是地区经济的实质崩溃。不论地方政府、私营企业主、还是企业中的雇员，都直接受到严重经济影响。这些企业运作到倒闭容易，只需要抽贷就可以实现；但是从倒闭再回归运转，将极为艰难。另外，各地的高利贷开始全面爆破，涉及金额规模巨大。无数民众将自己的血汗钱、甚至保命钱投入高利贷，大多数都血本无归。大量民众由富变穷、由小康变成贫困户，还有不少直接陷入没饭吃的困境。同样道理，民众把积蓄的钱打水漂简单，只需要将钱交给高利贷、或者按揭买房即可；但是，当钱打了水漂，再想赚回来，已经难上加难，或者根本无法实现。鄂尔多斯的高利贷和经济崩溃、邯郸的高利贷和楼市崩盘，都是全面高利贷的缩影。虽然银行自身还在强撑，但是在基层也已经撑不住。从业务属性上，银行作用是融资，只有通过融资才能得到收益。到2014年，银行的融资业务加速萎缩，意味着银行功能全面衰退。银行收益大幅减少，直接影响到银行员工的收入大幅减少。2009年之后银行融资火爆，员工收入丰厚的趋势，发生大幅逆转。而且，不少银行因为呆坏账掩盖不住，直接通过绩效收入，扣减员工工资，导致员工收入锐减。不论银行对房地产限贷、对私营企业抽贷、各地高利贷爆破，还是银行员工收入锐减，都反映金融系统已经开始崩溃。与金融系统直接相关的人群，正在面对直接冲击，开始陷入迷茫悲观甚至绝望之中。

 

金融系统崩溃意味着，整体经济崩溃势不可挡。在过去，每当体制经济出现困境，体制总试图通过金融系统印钞和融资，挽救整个经济。从中国宋朝的交子开始，已经一次次反复证明，印钞的结果只是延缓危机，以通胀的方式，让危机更晚、更猛烈地爆发。从苏区开始，中共体制则通过金融系统操作，尽量控制印钞速度，减缓通胀对经济造成的毁灭性影响。同时，体制以各种方式吸引民众，将资金吸引到金融系统中，加速民众的财富消耗。在体制经济崩溃之前，民众往往已经消耗光自身的财富。最后，当整个社会已经极为穷困，体制经济才全面垮塌。到2014年，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已经通过支付各种税费险金、买房买车、参与股市理财高利贷、孩子养育教育、个人各种消费开支等等各种方式，基本消耗光现金，而且大量人口背负沉重的贷款或者其它债务。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房地产成交冰冻和实体经济全面崩溃，大量人口将无法偿还债务和银行贷款。同时，银行自身的呆坏账已经堆积如山，在存款下降的情况下，也开始自身的崩溃。当民众个人因为无法偿还银行贷款，而开始违约；意味着银行中被认为最优质、能够持续还款的资产，也全面变成呆坏账。结果将对银行形成重大打击，加速银行的全面崩溃。而且，当全国民众手中的资金匮乏，资金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时，继续印钞已经意义不大，只能全面加速通胀。少数人则会实施大规模资金外逃，让通胀更加迅猛。从这个角度来说，当金融系统自身开始崩溃，既无法支撑铁公基房地产和实体经济，更因为自身的崩溃而加速经济的整体崩溃，而且崩溃以势不可挡的方式发生。手中拥有资金的少数人和机构，感知到巨大的危机，随时准备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