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正在关闭的中国之窗
深圳 ：正在关闭的中国之窗
王尚一
近三十年来，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一直是中国对外的一个重要窗口。2014年12月29日的汽车限购，作为一个重要标志，说明中国加快了闭关锁国的步伐。从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到本次限购，中国用36年完成一个循环。中国从逐渐开门再到逐渐关门的过程，也是经济从复苏再度走向崩溃的过程。
改革是开放的前提。1949年后，中国大陆逐渐开始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人们关起门来自己折腾自己。虽然中国的地理形态没有改变，海岸线还那么长，但是中国社会与世界隔离，中国人不知道世界什么样子。在折腾将近30年后，中国经济全面崩溃，新成长起来的青年普遍失业。城市青年开始拒绝上山下乡，农村青年也大都无事可做，整个社会越来越动荡。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中国政府被迫实施改革开放。
所谓改革，就是改变过去压抑社会自身经济运转的模式，让年轻人有事做，人们有饱饭吃。开放则是开始遵守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规则，建立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在符合外界行为预期的情况下，通过让西方人进入中国，引进西方先进知识和技术，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经济运转程度。所以，中国政府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能够获得更好的物质享受，开始部分向西方国家交权。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窗口。为了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政府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经济特区，以吸引港澳台资金，并且积极加快出口。1979年开始筹划建立出口特区，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设立经济特区。深圳作为特区之一，从一片农田上开始建设。1981年3月，深圳升级为与广州市同级的副省级市，经济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楼拔地而起，开发区也快速建设，吸引以港资为主的外资进入大陆。
与此同时，深圳的商业也逐渐形成规模，开发出世界之窗和锦绣中华等微缩景区做为旅游景点。以年轻人为主的群体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深圳，积极投身深圳发展建设。深圳在4个经济特区中脱颖而出，在其他三个特区相对较弱的背景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标杆城市。在中国的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中，只有深圳是新兴城市。
当初改革的本意是政治改革。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主要窗口，从建设之初就实施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政治机制。在改革开放初期，全国的观念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就是单一的政治计划体制，实施集权的管理模式，国企普遍实施贫困式的平均收入之和大锅饭。胡耀邦是早期深圳发展的主要推动者，支持深圳打破当时全国政治体制，建立灵活进取的规则体制。这种规则体制在当时被认为属于“资本主义的苗”。
虽然深圳模式只是共产体制下的一个改良，但是已经与共产体制有了很大的差别。当时，胡耀邦希望通过深圳样板，将政治体制改革推广到全国各地，进而推动中央的政治改革。在深圳体制的支持下，深圳建设者的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整个深圳展现出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不可思议的活力。深圳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创造出深圳速度，对整个中国文化都形成强大冲击。
另外，深圳曾有计划发行深圳特区货币，后来因诸多原因而搁置。货币发行代表着最为大胆的政治变革态度，反映深圳经济特区的体制特点。深圳体制创造出来的活力，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死气沉沉，形成鲜明的对比。
中国利益集团将改革的内容圈定在经济之内。虽然改革的实质内容是政治改革，但是中国政府利益集团对政治改革充满恐惧，担心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所以，邓小平开始将特区定义为“出口特区”，但是这个命名的自利目的太露骨，后改成“经济特区”，通过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政治和经济相分离。
短期内，即使只强调经济，深圳的特区性质也给周边造成重大的冲击。为了防止特区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中国政府开始对特区实施隔离。1983年12月，中国政府以维护经济特区秩序为由，沿特区管理线架设铁丝网，将深圳市一分为二，并在进出特区的交通要道设立深圳经济特区检查站。
这种检查站需要检查边防证，既控制特区范围向外扩张，也防止人口大量进入特区。东德建立柏林墙的目的是控制东德人民逃向西德，防止西德的影响力扩散到东德。当时经济特区架设铁丝网，让一般人不能随意进入特区，也是类似的模式。这种态度表明，这些特区并不是所谓的经济特区，而主要是政治特区，试图将特区建设为中国共产经济和港澳台自由经济的中间地带。
在胡耀邦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下台后，他主推的政治改革在中国政府内部急剧减缓。不过，社会中的学生群体积极要求打破中国政府既得利益系统，也就是推动政治改革。到1980年代末，中国核心利益集团动用武力和宣传，对这样的要求实行镇压，改革的方向停止，中国政府重新开始实施封闭政策。
在改革逆转后，经济规模持续扩大。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急剧转向，以巩固自身既得利益为主。同时，开始血腥的血汗工厂政策，将大量农村劳动力驱赶到沿海地区做廉价奴工。另外，随着内地国企大范围倒闭，大量技能型劳动力也涌向沿海地区。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币贬值和成本极低的奴工，吸引为了利润而毫无人性的企业入驻。
在1980-1990年代早期，一些美资企业进入大陆，给大陆的员工开出2000元人民币以上的工资（包括适当的加班费）。这个工资超出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数倍，导致当地政府要求美资企业降工资，防止政府人员全都跑到美资企业。
到1990年代中后期血汗工厂普及后，港台企业全面进入大陆，以每月400-500元人民币，工作29-30天，每天12-16个小时的工作，以及极为恶劣的居住和饮食条件，大量生产中低端产品，以极低的成本挤垮任何高工资、福利较好的企业。与此同时，中国廉价产品涌向世界，挤垮欧美日港台等成本较高的相关产品。
在源源不断的廉价奴工供应下，中国血汗工厂生产的产品越多，世界上被挤垮的非血汗工厂也越多，进一步加速中国血汗工厂的扩张。深圳作为血汗工厂的主要出口地，在血汗工厂的支持下，经济规模也持续扩大。深圳在新的环境下，成为中国经济的新窗口和血汗工厂的主要代表地区。
血汗工厂与早期改革的经济形态具有关键的不同。在早期改革中，参与到经济建设中的人们，大多数都在积极利用自己的进取活力，通过努力工作和持续提高自身的综合知识和技能，创造出更多的个人财富。社会处于流动状态，尤其社会财富快速流动。拥有更高知识和技术水平、更有冒险精神的人群，能够得到更快的成长。随着中国进入血汗工厂经济，人们越来越希望依赖对血汗奴工的剥削赚钱。既得利益集团持续巩固自身的利益地位，通过垄断各种税费、各种政府铁公基和一般开支、金融系统、房地产、水电油气等民众必需品的方式赚钱。同时，血汗工厂通过压榨环境和人力，挤垮了大多数其他类型企业。血汗工厂老板依赖中国政府体制，属于中国政府体制的利益延伸。
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赚钱的方式与过去已经显著不同，体制内的掌权者赚大钱，血汗工厂老板获得小利。获利的人群不需要发展强化自身的综合知识技能，不需要积极进取和冒险，而需要跟随体制的利益目标，通过各种方式榨取民众的血汗，才能获得相应的收益和地位。
深圳文化模式与内地也越来越趋同，封闭的特征日益明显。随着深圳政治模式的改变，原有的经济文化模式逐渐窒息，血汗工厂文化模式得到确立。由于体制掌控着深圳的政策导向，再加上珠三角血汗工厂模式的确立，深圳经济文化模式也发展关键改变。越来越多的高楼建成，而这些高楼主要由体制单位拥有或者租用。这些高楼雄踞在深圳，展现着对深圳的拥有和控制。
在社会利益导向的影响下，人们越来越希望依赖体制，通过与体制做交易而获取利益，而不是加强个人进取和成长，通过拓展自由市场而获得发展。在知识结构上，人们越来越多地学习体制内的投机钻营技巧，而不是学习面对外部世界的多方面知识技能。深圳逐渐失去文化优势，失去从理念和思维上引导和影响社会发展的能力。
随着深圳对于外部影响越来越小，中国政府不再担心深圳的向外扩张能力。随后，政府拆除特区检查站，让人们可以自由进入深圳。随着时间推移，在今天，关内和关外已经成为习惯的称呼，不再有本质区别。
深圳从开放进取、积极学习的文化模式，向封闭保守、投机钻营的文化模式改变，反映出深圳经济逐渐走向封闭的趋势。随着文化的衰落，深圳经济加速衰败。在深圳30多年的变化过程中，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1、1980年代的前10年迅猛扩张期，在这个阶段，虽然深圳被铁丝网拦住，但是文化扩张不受影响，成为大量中国人向往的热土。
2、1990年代的中10年经济扩张期，虽然政府开始约束深圳，但是血汗工厂在大面积扩张，深圳延续过去的惯性，还在继续前进，吸引无数人参与到深圳发展中。
3、2000年代的后10年经济衰落期，由于深圳日益向政府管控加血汗工厂文化改变，自身高昂的综合成本让深圳日益衰落。随着血汗奴工供应量减少，人工成本持续上升，导致大量实业的收益率持续降低，向周边和更远的长三角搬迁。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沉重打击深圳实业经济，大量企业倒闭。同时，深圳经济越来越依靠金融和房地产等非财富领域，呈现出经济空心化的典型特征。
4、2010年代开始的腐朽死亡期。随着房地产价格暴涨，人工成本急剧上升，金融环境日益紧张，实体企业全面走向末日。买房获利和通过金融获利的寄生虫人群，为自己的纸上富贵而欢欣鼓舞。思维狭隘、缺乏多方面的知识技术的血汗工厂老板纷纷将资金投入房地产和金融领域，以期获得寄生利益。深圳推出的前海金融区概念，得到大量资金的追捧，反映社会中的腐朽死亡气息。金融区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能做到的只不过是促进金融区周边天价商品房的开发和销售。
汽车限购是深圳封闭的重要标志。在限购之前的两个月，深圳政府官员曾再三强调，深圳不会实施限购。而在实施限购的当天，政府专门派驻警力到各个汽车销售地点，以暴力干扰经销商的销售行为。这两步充分反映深圳的封闭程度：1、政府已经完全撕去遮羞布，首先发布谎言，然后在短时间内自我证明谎言。2、政府权力任意使用，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从限购上获利，可以肆无忌惮地干涉经济运行，丝毫不顾及受影响的企业。
政府的行为态度表明，只要自己掌控权力，就可以完全自利，丝毫不顾自己在公众前的信誉和形象。开放需要双方或者多方共识，封闭则只需要自己的意愿。政府通过这样的行为，明确地向社会宣布，政府拥有本地区的所有权力，可以任意使用这样的权力。
如果企业或者个人想在深圳参与经济生活，必须首先考虑政府因素，而不是考虑外部环境因素。既然政府可以随时出尔反尔，暴力掠夺民众的资源，那所有参与深圳经济的人都要做好准备，自己的财产随时都会被夺走。
另外，深圳民众除了口头抱怨之外，并没有任何行动上的反对行为。不少人提前紧急购车，等于支持顺应政府的行动。这种政府随意使用权力、民众采取顺应行动的互动，就是典型的关起门来自己折腾自己的表现。
深圳限购加速实体经济崩溃。随着中国实体经济走向末日，绝大多数实体企业都在苦苦挣扎。这些企业一方面希望国际国内形势好转，另一方面希望政府能够给予相应的帮助。心存盼望或者幻想的企业，在亏损中坚持运营。不过，停留在血汗工厂思维下的实体企业主们习惯于封闭式思考，缺乏客观观察和分析外部现实的能力。
在现实中，政府也是经济体，依赖社会经济而生存。实体经济形势恶化意味着，政府收入能力也在明显下降。为了应对各种持续膨胀的支出，政府必须加大税费征收力度。在生死面前，政府必然是优先考虑自己，然后才考虑社会中的其他经济单元；所以各地政府为了保障自身运转，已经采取各种方式增加税费，只不过以低调的方式实施。
对于实体经济，这种征收属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不少企业主一厢情愿地认为，政府不会不考虑后果，应该会想法支持企业，尤其深圳作为实体经济相对较强的地区，继续坚持的企业更盼望政府的支持行为。不过，限购的谎言和暴力行为，沉重打击了实体企业主最后的心理防线。即使企业主再一厢情愿、再目光短浅，也知道政府行为背后的利益逻辑。当企业主希望破灭，之后就是加速关门和跑路。
深圳是中国对外的主要窗口。香港是中国贸易出口和国际金融（引进外资）的主要出口，深圳带动珠三角，成为与香港衔接的主要窗口。虽然中国政府大力发展长三角经济和京津地区，试图淡化珠三角的重要性，但是珠三角凭借香港在中国经济中的关键地位以及以深圳为代表的相对优越的体制，仍然保持对外经济的领先地位。深圳与香港衔接，也需要保持较为自由开放的社会特征。深圳限购则意味着，深圳这扇窗口正在关闭，加速与香港的脱节，让金融和贸易交往更加困难。
深圳窗口关闭也代表大陆加速自我封闭的进程，意味着大陆经济全面崩溃的加速。大陆在1978年后实施的改革开放，实现经济的大规模增长。其中，首要动力来自吸引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引进国外设备、技术和关键零部件，支持经济的运转和增长；次要动力来自于血汗工厂，包括榨取数亿奴工的血汗（所谓的人口红利），并且毁坏中国的自然环境。随着奴工数量急剧减少，也就是所谓人口红利消失，以及自然环境已经彻底破坏，导致血汗工厂难以为继。
由于中国政府体制消耗极为庞大，在血汗工厂无法创造足够收入时，更依赖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运作。不过，外资面对日益高昂的成本以及中国快速恶化的经济形势，已经陆续撤出中国。中国体制对外资杀猪以及深圳限购的恶劣影响，都在给外资更明确的信号，中国在全面自我封闭化。此情此景，外资必然会加速资金的撤离。当外资不仅不再增加投资，还撤离资金，表明中国经济的首要动力不仅不再向前推动，还在向后大步倒退。
简而言之，当以突施汽车限购令为标志的深圳窗口的关闭，意味着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已经彻底结束，不久的将来，全世界将可以目睹中国经济的全面垮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