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经济系统分析
第一章 中国经济前奏
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英国的亚瑟张伯伦（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政府认为这是一件无法挽回的事件，为此保持沉默。到9月，当德国威胁进攻捷克，宣称要保护苏台德地区的德裔居民。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一起在慕尼黑和希特勒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允许德国吞并苏台德地区，几乎答应了希特勒的一切要求，只是要求希特勒不再发动新的战争。回国后刚下飞机，张伯伦在机场挥舞着协定，宣称“这是历史上第二次英国首相从德国带回保持尊严的和平，我相信这就是我们一个时代的和平。” 张伯伦的态度代表着整个欧洲对于德国纳粹的绥靖政策，都希望通过妥协而换来和平。到1939年9月（也就是不到一年后），德国以入侵波兰的行动，一个时代的和平再次被打破。张伯伦政府虽然对德国宣战，但实际上仍然消极对待战争。紧接着，苏联入侵波兰和芬兰，丘吉尔建议英国对苏联宣战。但是，张伯伦认为时机不成熟，否决了丘吉尔的建议。这个否决对于整个后来的世界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也间接影响了中国的命运。
狭隘和短视是人类的共性。在一个社会中，人们幸福快乐的时候总是平淡的，历史往往也会一带而过。当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历史开始变得“丰富多彩”，也意味着社会开始陷入动荡和灾难之中。而在重大事件发生之前，总有各种迹象表明，这样的事件即将发生。在这个时候，人们应当通过各种迹象，看到重大事件即将发生，共同拼尽全力去阻止该重大事件。但是，由于人类的共性是狭隘和短视，因此实际上没有人采取相应的阻止措施。当重大事件发生后，人们才开始慌乱，英雄也纷纷登场。当人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重大事件本身，并且记住这些英雄的名言和事迹。读者总希望参与这些戏剧化的重大事件，并且将自己想象成为其中的英雄。这时候，读者往往会忽略重大事件的本质，一将功成万骨枯。在希特勒占领法国，无数英国人处于悲观绝望的时候，丘吉尔发表著名演讲“我没有别的东西可奉献，唯有辛劳泪水和血汗。（I have nothing to offer but 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 实际上，丘吉尔并没有贡献血、泪和汗，而是由数百万的美军和英军的士兵去贡献，最后打垮德国纳粹。
狭隘和短视的原因在于，人们只考虑自己眼前的蝇头小利。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也就是打仗的时候，胜利的因素首先是知道对手，其次才是知道自己。而在真实的生活中，绝大多数人只关注自己的利益，也就是集中在知己上：同时，人们对他人漠不关心，也自然忽略其他人的实际状况。在宏观方面，社会民众普遍忽略整个社会的变化，也对各种重大事件的迹象毫不在意。而且，人们在个人贪欲的支持下，为了获得眼前的私利，积极支持重大事件的发生。而当重大事件开始让人们的生活充满苦难的时候，一部分人开始后悔，发现一切迹象已经如此明显，只不过自己竟然没有注意到。而更多的人连后悔的想法都没有，只是希望有英雄出现，将自己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但实际上，当真正的英雄出现的时候，人们又推动这些英雄去送死；人们同时拥护众望所归的英雄（或者叫做大救星），没想到这些大救星将自己推到更加苦难、充满死亡的境地。在这些重大事件发生前，如果对人们说，不要只关注自己的眼前利益，而更应该关注社会、关注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时，人们就会对这些人直接忽略，或者冷嘲热讽。等重大事件发生时，人们更是只能考虑自己的眼前利益，因为连自己的生存都难以保障，还谈什么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进行着“眼前私利-忽视外部环境-重大事件-只能眼前私利-只能忽视外部环境“的循环。不论是纳粹德国崛起、苏联扩张，还是communists统治中国，都是这个循环的结果，然后人们就只能自作自受。具体而微之，就像中国乳业的状况，到后来人们连口放心奶都喝不到。
中国经济简单清晰，大趋势不可阻挡。当绝大多数中国人想着，自己能够通过贪小便宜而好生活的时候，结果思维变得更加狭隘和短视，也就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当中国人将自己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赚钱上的时候，中国经济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1、对于自然环境和资源的竭泽而渔；2、对于社会资源和劳动力的竭泽而渔。中国经济越是高速增长，表明对于自然环境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竭泽而渔的力量越强。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竭泽而渔，岂不获得，明年无鱼。在1949年前，中国人一次次的狭隘和短视，最终拥护communists上台，也将自己送入了长期反复的”斗争-饥荒-斗争“中。在1958年，中国不仅粮食产量放卫星（任由粮食烂在地里不收），连渔民在中国近海捕鱼都放卫。渔民一改以前大网眼打鱼的习惯，采取小网眼打鱼，也就是连小鱼都不放过。等到发生大饥荒之后，近海的鱼也没有了，渔民也失去了收入来源。在“改革开放之后，当人们刚吃饱饭没几年，立即忘记了最近的历史，再次重新疯狂追求私利和享受。当中国依靠血汗工厂和污染破坏环境而刚刚将经济发展起来、中国的廉价货物充斥世界之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突然间将这个发展进行冰冻。随后开始的4万亿就成为关键的经济事件，开始更有力地推动中国的重大事件发生。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减速，GDP增长率逐年下降。这种减速并不意味着减少竭泽而渔，而是虽然更加疯狂地竭泽而渔，但是由于自然环境和资源已经基本遭到毁灭性破坏，已经无法支撑中国经济。随着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毁灭，中国经济快速走向衰竭，也预示着大物理的临近。4万亿可以看作是中国大物理的前奏。
第一节 经济分界线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迅速席卷世界。依赖出口的中国沿海地区经济陷入冰冻，大部分出口订单消失，欧美客户欠账和赖账状况严重恶化，大量中小出口加工企业停工或者关门倒闭。中国沿海经济急剧萧条造成两个关键后果：1、对各种中间产品、能源、原材料的需求急剧减少：有色金属、钢铁、水泥、建材、原油、煤炭等产品价格暴跌，库存急剧增加，引发重工业和矿产采掘业陷入严重生存危机，直接威胁到中国communist体制经济的生存； 2、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沿海地区上亿的农民工回到内地农村，无事可做，随时可能闹事，对于communist体制生存形成直接的社会威胁。中国体制意识到经济威胁和社会威胁的双重生存危机，被迫采取断然措施，实施政府投资的铁公基拉动，也就是凯恩斯主义的4万亿经济刺激。
对于体制经济来说，4万亿起到起死回生的作用。从2009年开始，国家体制和各大央企开工建设大量铁公基项目，强有力地带动了经济；在国家的鼓舞下，各省市则出台规模更加宏大的发展项目，主要包括市政和房地产；私企老板则开始大量利用贷款，急剧扩大生产规模、购买奢侈消费品、或者集资炒房；民众相应“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的号召，也开始积极购买房子、汽车、家电、旅游等等产品和服务；大量外资看到中国的赚钱机会，也纷纷流入中国，以求从中切一块大蛋糕。可以说，在铁公基、市政、房地产的庞大投资带动下，激活了汽车、家电、装修等市场，对钢铁、水泥、建材形成极大的需求，进一步刺激森林矿产等基础资源的砍伐和开采，中国经济呈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从2009年开始，中国汽车销量达到1350万辆，远远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在2011和2012年，中国汽车销量均超过1800万辆。中国钢铁产量持续迅猛增加，到2013年2月，中国粗钢的月产量达到6183万吨，超过世界总产量的50%。在2012年，中国的水泥产量将近22亿吨，超过世界总产量的60%。从中国水泥产量可以看出，中国的建筑施工比重超过世界其它地区的总和。而卡特彼勒作为世界第一的工程机械生产商，大部分的大型工程机械也都用在中国。而且，中国人大量到国外旅游，排队疯狂抢购各种奢侈品。在中国国内，奥迪、宝马、奔驰等豪华轿车销量连创新高。从国内经济的角度，体制以4万亿为开端进行经济刺激，保障了各种税费收入，消化各种库存和过剩产能；从国际经济的角度，当美国深陷房地产泥潭，欧洲各国债务危机此起彼伏，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时候，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替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在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民众逐渐深陷泥潭，也就是“国家是国家，个人是个人”。 2011年初，我在《2011年的波澜壮阔》的文章中提到，波澜壮阔的帷幕将在2011年徐徐拉开，就像是未来的序曲。从2011年开始，体制成本将压垮民众的个人生活。4万亿经济刺激通过印钞的方式，对民众手里的钱稀释，隐性抢劫民众的财富。在经济循环中，不论体制的印钱刺激经济，还是通过各种税费和垄断企业收钱，结果都是把成本转嫁到整个社会的民众头上。任何经济刺激-或者说印钞-都会起到两方面作用：1、造成通货膨胀：也就是物价上涨，民众手中的钱贬值，形成对民众手里财富的掠夺；2、加剧社会中的贫富悬殊：资金向体制集中，离体制核心越近的人们，得到的好处越大。在美国，QE印钞机开动，同样也起到制造通货膨胀，加剧贫富悬殊的结果。不过，由于美国的QE 印钞的规模相对较小（与中国相比），另外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其印钞效果在世界范围被稀释，所以和中国相比，美国的通胀并不很明显（人们往往忽略本来应有的通缩因素），而且贫富悬殊的加速度还相对较慢。而在中国，体制大规模印钞，形成基础货币非常宽松的状况；在美国QE印钞开始后，刺激各种资金流入中国，而由于中国的汇率机制，也变成新增加的基础货币；另外，由于银行的超宽松贷款模式，对大量增加的基础货币进行更大的乘法倍数，形成中国货币总量（M2）的大规模增长。比如，中国2009年末，货币总量（M2）超过60万亿，比2008年的47万亿增加了27.58%。这个数字意味着两方面的意义： 1、通货膨胀：新增加的货币都进入经济系统内流通，会直接推高各种产品价格；2、杀贫济富：中国所有民众在银行的个人存款，一年时间就实际贬值了四分之一。而这些多印出来的钱，都去了哪里？显而易见，从体制“大机器”的角度，离大机器核心越近的少部分人赚钱越多。而这些人本来就已经掌控着国家的主要经济资源，等于变得更富。从通胀和杀贫济富的两个角度，国家经济增长越快（也就是在货币总量M2的推动下，communist体制大机器经济增长越快），大多数民众的个人生活实际上就变得越艰难。
通货膨胀是communist体制大机器的死结。进入20世纪之后，communism成为独裁奴隶制政权的代表。在communist/socialist国家中，经济的基本运行模式分为两部分：1、毁灭性消耗：一方面对民众的生产力进行毁灭性消耗，一方面对自然环境和资源进行毁灭性消耗； 2、持续大规模印钞：不论苏联、中国，都需要进行持续大规模印钞，以印钞的方式保障体制内奴隶主阶层的消费享受。问题在于，毁灭性消耗+持续大规模印钞 = 通货膨胀。而communist极权奴隶制属于机械化的体制，只能在大规模印钞的支持下，持续进行经济增长，减缓通胀比例。一旦毁灭性消耗到了尽头，经济增长扩张的能力消失，印钞的结果就是大规模通货膨胀，communists奴隶制就走到尽头。对于苏联，1989年柏林墙倒塌引发东欧脱离，而且中国communist自身陷入困境，所以停止和苏联之间的欠账式贸易关系。苏联得不到东欧和中国的食品和轻工业品的供应，导致其失去消耗的基础；同时，体制为了维持自身利益，必需继续开动印钞机，持续增加货币供应。当生活必需品大量减少，同时市场中的钞票越来越多，结果就是大规模通胀。根据相关资料显示，1989年苏联家庭主妇用于排队购物的时间为每天1.5小时，而1990年则为每天3小时；在苏联的1200种主要消费品中有1150种长期脱销，“商店的货架空空如也”，包括食盐、食糖、面包、火柴在内，各种物品都得凭票证定额供应。同时，1991年时，苏联政府财政赤字达到了3000亿卢布。由于财政赤字太大，只有靠加印钞票过日子，使得货币发行量猛增。叶利钦曾说过——“印钞机一天四班倒，不停地印，仍不能满足需求。”两者相加，苏联1985年的官方通胀数字为5.7%，到1989年达到两位数，1990年超过40%，1991年为145%。
为了遏制通货膨胀，中国体制加强了对于印钞的控制。我在2009年底开始写经济分析文章，预测2010年开始持续的大规模通胀；在2010年，分析体制印钞将从大规模印钞的大水漫灌，转变为针对具体领域进行印钞的分类滴灌；并且在2011年初写到《社会资金链即将断裂》，对中国社会中的资金分布结构进行解析，包括体制内资金和体制外资金、体制内中央资金和地方资金进行对比分析。我分析的这些内容，是中国体制内操控经济的人们的关注重点。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communist体制内开始形成技术官僚主导经济的局面。这些技术官僚充分学习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希望通过技术手段避免苏联解体的结果。面对中国的形势，技术官僚们最担心的在于两点：1、经济萧条和大规模失业；2、大规模通胀。在2008年底，技术官僚们面对经济严重萧条和大规模失业，开始实施4万亿经济刺激。在我个人看来，从中央体制经济的角度，他们的模型测算比较精确，能够通过4万亿有效消化库存和过剩产能，并且吸收大量劳动力。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相对平稳地度过国际经济危机。等新的国际经济景气循环再到来的时候，这些产能和劳动力可以重新投入出口中。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关键的两个因素：1、地方经济刺激：在中央宣布救市后，地方宣布规模更大的经济刺激，并且充分利用银行杠杆实施经济刺激计划；2、外资大规模流入：美国和欧洲都基于自己的情况，也开始大规模印钞和经济刺激，而这些印钞资金大量流入中国。而且，国际游资看到中国经济火爆，也纷纷进入中国。外资进入中国后，进一步加剧中国货币供应量，也加剧通货膨胀。所以，从2010年后半年开始，随着大规模通胀成型，体制开始紧急收紧货币。问题在于，不论中央或者地方的铁公基项目、各地的房地产开发、还是各地民众买车、小产权房和农民自己盖房，巨大的建设摊子已经铺开，都开始进入建设高涨期。如果放任继续印钞，巨大的通胀会直接吞噬整个中国。所以，体制技术官僚们被迫采取措施，严格控制资金供应，将通胀压下来。我从这个角度，中国各地的资金将面临严重的缺口，社会资金链随时发生断裂。
为什么在从2010年开始，技术官僚们对通胀如此恐惧？ 1989年，朱镕基调动工人维持上海秩序，帮助江泽民稳定上海局势。因为朱镕基对江的火线提拔立有大功，而且邓小平看到朱的组织才能，在1991年将朱调到中央当副总理，实际履行总理职责，实施经济管控。朱上台后，配合邓南巡，开始新一轮中国经济扩张。从1991-1997年的7年期间，中国的货币总量M2从1.5万亿增加到将近9.1万亿，总增加幅度为500%。其中，每年的货币增幅分别为26.52%、31.28%、37.31%、34.53%、29.47%、25.26%、19.58%。考虑到
通过分类滴灌，中国体制经济成功避免了前苏联危机。分类滴灌的关键在于，控制地方，集中保障中央；控制基建，集中保障吃饭。所谓控制地方，就是卡紧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支持，并且卡紧银行对地方贷款的额度；通过卡紧地方，让中央各部委和央企能够得到相对充裕的资金。而控制基建则是减少对于基建的直接资金投入和银行贷款额度，以腾出资金支持体制的基本运转。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国体制既拉动了经济，避免了经济萧条和大量人口失业；同时，又通过控制发钞数量，避免了整个社会的通货膨胀。另外，当中国粮食和其它食品生产急剧减少的时候，体制大规模从国际市场高价进口粮食，并且通过进口补贴，低价在国内倾销，达到稳定粮食价格的目的。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国开始从国际市场大规模进口大豆和食用油；随着粮食缺口日益扩大，中国开始大规模进口小麦玉米大米、猪肉猪内脏、牛肉等等产品。在粮食价格保持稳定的同时，大多数劳动力有工作可做；而且劳动强度越大的工作，比如建筑工人，能够得到的收入越多。当身强力壮的人们都忙于赚钱，得到更高收入的时候，整个社会就显得更加安定。
不过，当基建全面铺开之后，再想收已经不可能。当卡紧地方之后，意味着地方失去主要收入来源；当卡紧基建之后，就意味着大量基建项目面临烂尾；当地方和基建结合之后，意味着地方的基建项目烂尾基本上已成定局。由于中央掌控了印钞权、各大央企的垄断收费权、财政收入的主导权，因此中央的综合收入能力极为强大；同时，中央印钞意味着地方民众存款缩水，央企垄断收费意味着地方民众支出大幅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的主导权意味着中央揩油吃肉、地方只能喝汤。地方在收入紧张的同时，还需要承担主要的经济负担，地方一直处于困境之中。而中央的紧缩政策意味着：地方在跟随中央的经济刺激之后，大规模铺开基建项目；但是中央突然收紧资金供应，让地方大规模的基建项目难以为继，随时存在大量烂尾工程的状况。从这个角度，虽然中国体制避免了苏联解体式的整体分解的危机，但是地方经济陷入困境。从经济结构的角度，中央就像一栋大楼，地方就像支持大楼的地基。当中央把主要的财富都搜刮起来盖大楼，而让地方的地基如同豆腐渣。即使大楼盖得再豪华、再漂亮、再高耸入云，当地基承受不住大楼的时候，大楼也会发生整体倾倒。而2010年下半年开始，体制中央以分类滴灌式印钞和贷款为导向的政策，也将地方推向严重困境，地方体制的财政经济开始面向生存危机。
这时候，经济的分界线开始形成。本来，中国经济的关键驱动力是中央的印钞、中央印钞和财政分配、以及中央下达的银行贷款规模，地方经济能够维持其生存。但是，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开始减少对地方的资金供应，而地方对于资金的需求又空前高涨，导致极大的资金缺口。为了弥补这样的缺口，地方不能向上对中央要钱，就要调转枪口，从其它地方弄钱。而在中国社会经济格局中，中央、地方、个人和外资是四个主要角色。既然地方无法从中央弄到钱，就只能主要转向个人弄钱。当个人成为主要的资金供应者，新的经济方式开始成型，也形成了2011年之后的关键经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