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的功能

论城市的功能

生于0715

 

城市是一种建设成本极高、使用成本极高、维护成本极高的生态环境。城市只有在强大经济基础的支撑下，通过发挥人们的聚合作用，实现更高的产出价值，才有存在的意义。问题在于，中国城市的经济基础就像沙地，而高耸入云城市就建立在经济沙地。

　　从人类历史看，城市主要扮演过五种角色： 一、古代商业时期的城市： 在人类的古代，城市主要起源于交通枢纽，人们从不同的地方聚集到同一个枢纽，从事交换活动。

　　二、蒸汽工业革命的城市： 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以伦敦、伯明翰等工业城市为代表的大城市兴起，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大规模生产工业产品和工业污染。

　　三、电力工业革命的城市： 在电力、电报电话、电梯、钢结构摩天大楼等新技术的支持下，以美国纽约及其帝国大厦、芝加哥等城市为代表的现代化大城市形成。这些城市通过掌控金融产业和现代运输产业，推动先导性工业与制造业发展，实现城市的特殊价值。

　　四、电子工业革命的城市：以日本的大中城市为代表，依托于周围的电子与现代机械产业发展。城市本身也像电子产品一样，通过精巧、细致、准确、整洁的城市布局和系统管理，实现城市的集约化功能。

　　五、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 以硅谷地区、北卡三角地等为代表，受到周围大学的支持，同时自身也更加像大学或者花园，与自然更接近更紧密。以巴黎为代表的文化与旅游结合的城市，将人文建筑和文化产品作为城市的主打品牌。

　　城市极为昂贵。在上述五种形态中，城市经历了从松散到密集、再到超级密集，然后向松散回归的过程。越是密集和超密集的城市，成本也就越高。密集城市必须有地铁建设、市内公路系统建设、其它市政工程建设等综合设施建设。将整个市政系统运转起来，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另外，还需要对市政系统和建筑，定时或不定时的维护和维修同样需要大量的人、财、物。同时，城市的高楼大厦也同样是高建筑成本、高运营成本、高维护维修成本。

　　城市在对企业和居民征收高额人头税。高昂的市政和建筑成本加起来，必须有人去承担，并且最终要摊到企业和居民的成本中。这些成本就像人头税一样，是当地的企业和居民逃不掉的。越是建设和维护成本昂贵的城市，对企业和个人的人头税就越高。其中，企业必须承担主要的费用，通过强大的盈利能力支持城市的运转。同时，高昂的人头税落在每个人头上，变成每个人的高昂生活费用。

　　在世界上，所有正常运转的大城市，必然拥有强大的经济做支撑。东京是世界上高楼最为密集的城市之一，拥有世界上最密集的地铁交通网络和城市交通网络。这样的高楼和市政网络意味着高昂的建设和使用成本，那么成本从哪里消化？东京是日本最大的工业城市，全国主要的公司都聚集于此。东京又是日本经济、商业、金融中心，资本在50亿日元以上的公司，90%集中在东京，全国各大银行或总行或主要分行都设在东京，东京在千代区和中央区分别设有闻名于世界的日本银行和活跃于世界股票市场的东京股票交易所。或者说，东京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城市，才有能力支持东京的运转。

　　大苹果纽约是世界经济实力排名第二的大城市。在财富500 强中，有40多家公司总部放在纽约。世界上主要的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咨询公司、广告公司集中在纽约。在纽约，有法律服务机构5000多个，管理和公关机构4000多个，计算机数据加工机构3000多个，财会机构1800多个，大中型广告服务机构1300个，研究机构700多个。纽约还有有制造业公司有1.2万家，许多全球制造企业都在此设立了总部机构。这些企业的发展和美国经济支持了纽约成为国际金融经济中心。第五大道作为世界上租金最昂贵的商业街，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受益于美元大幅贬值，吸引了很多欧洲人远道而来，购买欧洲品牌的奢侈品。

　　现代城市需要现代制造业做支持，在电力工业革命时代，爱迪生的GE发明了电力系统，贝尔发明了电话、Otis发明了电梯，美国设计师发明了摩天大楼，而安德鲁.卡耐基的美国钢铁通过大规模生产的廉价钢铁支持了摩天大楼的建设，皮特卡勒做出了大量的工程机械，亨利福特发明了便宜汽车流水线，洛克菲勒组织了标准石油托拉斯，供应便宜石油，等等等等，是这些一系列的发明让现代化城市开始运转起来。到电子时代，日本人垄断了录像机技术、电视机技术、录音机及随身听技术、电子游戏机技术等等，领导了世界的摩托车生产、汽车生产、中高档机械、化学等生产。到知识经济的数字时代，美国领导软件、知识服务业、系统集成设备制造业等知识创造为主导的行业。

　　现代制造业的集中反映是大型跨国公司。只有大型跨国公司才能支撑得起国际大都市。不论是东京的日本企业，还是纽约的美国企业，其骨干是跨国企业。 不论是日本还是美国的跨国企业，他们都拥有强大的技术，将自己的产品以高价卖到全世界，从全世界获得丰厚的利润。尤其在知识经济的主导下，它们的优势更加突出。日本的制造业虽然在20世纪末开始没落，但是仍然在汽车、电子、光学、化学、机械等领域占据着世界领先地位。纽约的金融和保险、先导性制造业、咨询广告法律会计技术等现代服务业扩张到全世界，并且从全世界吸引着源源不断的资金流进入纽约。也就是说，是来自全世界的资金在支撑着这些国际大都市的运转。

　　在全球化竞争中，只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集群，才能够支撑得住大城市。当一个城市的核心产业衰落，失去了国际竞争力，那也就意味着城市开始失去生存的基础。比如说，随着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陷入困境，底特律成为首当其冲的失落城市，其城市失业率在2009年中超过16%。相关企业在经济压力下，开始纷纷退出底特律。底特律出现不少废弃建筑、或者建筑被拆除后留下的空地，让人感觉到相当的荒凉。底特律坐落在著名的钢铁生锈带，也就是以钢铁、汽车等传统工业为经济主体，从美国东北部五大湖区到大西洋的城市群。其中包括底特律、匹兹堡、克里夫兰等曾经著名的城市。其工业的滑落，大量工厂关门，导致失业率一直高居不下。从2008-2009年，其失业率快速增加，有些地方的失业率超过20%。

 

楼能够建多高，首先要看地质有多硬，地基打多深。中国主要城市的问题在于，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天津、重庆、成都等众多二线城市都在大力进行城市扩张，高楼拔地而起。表面上看上，热火朝天，一片繁荣。但是从本质来讲，缺乏现代化城市的经济基础。从上述现代化城市的归类上看，这些城市缺乏关键的先导性工业或者制造业，因此不属于电力工业革命型城市；缺乏高价值的电子、光学、精细化工、精密机械等制造业，因此不属于电子工业革命型城市；更缺乏知识经济的如哈佛大学、微软软件和IB服务、麦肯锡咨询、奥美广告等现代知识服务业。像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曾经属于工业革命型的城市，这些高污染、高耗能、没有科技含量的初级制造业已经日薄西山，也在很大程度上被这些城市本身所淘汰。

 

那么，中国的城市属于什么类型？ 仍然只能算是古代商业城市。比如说，驰名中外的北京秀水街从一条小街改造成了一个漂亮的商厦，但是卖的东西还是那些，并不能销售真正的高档奢侈品。中关村的电子销售市场，从最初的棚户时代，通过盖大楼搬进了华厦，曾经的小商贩变成了电子科技公司。但是，这些电子科技公司仍然改变不了小生意的本质，这些电子销售市场的本质仍然是古代的集市。深圳华强北的电子市场作为山寨机的集中地，规模巨大，买卖者众多。但是，仍然改变不了集中型的前店后厂的古代经济模式。山寨机的生产者从标准的定义来说不能称之为企业，仅仅是古代的作坊,只不过装配的东西有所区别。不同作坊聚集起来，形成华强北的集市，吸引着中低端客户。

　　中国城市缺乏现代经济地基。中国城市现有的主要经济基础是加工组装业，与制造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加工组装业的实质是规模大了的作坊，只需要把学徒训练好。日本企业在中国设立汽车组装厂，只要四年就可以达到世界级的管理水平，在中国市场卖出世界级的利润。但是，日本汽车制造业用了五十年左右赶超美国汽车。这还是在美国早期的大量技术援助，在美国企业不重视知识产权的时候从美国企业偷技术的基础上，利用了美国企业失去竞争警觉性，而且通过大量的日本工程师、管理者、设计师共同努力，通过刻苦学习、不断实践、持续改进，最后变成了具有全部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优势制造业。而在中国经济中，没有任何一个产业拥有全部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并且在国际上获得领导地位。

　　越来越低的加工业利润，无法满足越来越高的城市成本。加工组装业的特点就是利润低，而且越来越低。毫无知识和技术含量的加工业谁都会做，只不过别人愿意不愿意做而已。欧美日企业看到，如果自己做组装加工，根本无法承担高额的城市运营费用、高额的员工成本、无法支付股东的高额利润预期，无法承担高额的污染与资源消耗罚款，所以把这些部分转移到中国。在世界产业链中，不能赚钱的部分在哪里都不能赚钱，也不能支持城市高昂的费用。

　　问题是，很多中国人偏偏认为做简单的组装加工就能够让自己获得持续发展。于是，在乡镇做了几年生产加工的企业老板们，看到自己赚了钱，开始信心膨胀，把自己的企业总部搬到大城市。等到人们搬到大城市之后，发现城市的成本远远超出自己曾经预计到能力。但是，这时候人们发现自己的组装加工开始赔钱。于是，人们发现了在城市中炒楼赚钱的方法，开始从组装加工转化为炒楼，促进了房价的繁荣。而楼市的繁荣就像罂粟之花，在最美丽的景象之下，是对土壤的残酷掠夺，让肥沃的土壤迅速失去肥力，变成不毛之地。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比如说，纽约麦迪逊大街上众多的大型广告公司，通过服务美国和世界的大型企业，获得丰厚的利润，也就慷慨地付给员工高工资。所以，人们都觉得房租并不是太大的问题。而在中国城市中，中国的广告机构为低收入、低利润组装加工企业服务，在锱铢必较的组装加工企业老板的要求下，中国广告机构往往必须通过“价格战”获得合同。 而残酷的“价格战”之后，就是企业微薄的收入。 在这微薄的利润中，企业还要付出日益高昂的房租。 然后，才是老板的利润和员工的收入，于是人们的收入都在降低。

 
　　中国城市缺乏跨国公司的经济支柱。纽约税收的大头来自于坐落在其辖区范围内的跨国公司。2009年上半年，布隆伯格公布纽约市新财年预算为590亿美元，赤字大约为40亿美元。赤字的主要原因是华尔街损失惨重，以及其它经济萎缩。因此，布隆伯格要裁减公务员，减少对图书馆的预算等。但是，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区，并没有像美国华尔街、大型跨国企业这样的税收大户。既然不能像纽约那样吃大户，那就只能吃小户，从每个人的人头上考虑了。

　　以上海为例，上海市财政的巨大压力是实实在在的。上海的市政维护费用很高，而且建设工程规模要远远大于纽约。地铁上虽然经常人挤人已经接近“贴相片”的程度了、虽然票价已经昂贵到人们难以接受了，但是据说仍然是只够还贷款利息，贷款何时还都不知道。磁悬浮花了很多钱，但是运营还在往里贴。 浦东机场据说投资也比较大，也是贷款的。 而且，上海在建的项目很多，市政交通都要扩充，也需要大量的钱。 另外，都需要因为，城市运营成本的比例是差不多的，而且上海还在进行着昂贵的地铁、公路、市政等投资。同时，上海的公务员队伍不好动，也没有图书馆预算可消减。那么，上海市怎么办？

　　卖地、炒热房地产看上去是个必然的手段。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国家大幅提高中央财政税收占总税收的比例，立刻让各个城市捉襟见肘，艰难度日。后来，幸亏通过卖地，也就是第二财政，让地方有了钱，可以大规模建设。卖地已经超过上海财政的50%收入，如果停止卖地，那上海就会很快再次陷入困境。但是，卖地的钱并不稳定，在2008年房价停滞的时候，就让上海财政经历了巨大的压力。于是，赚取拆迁差额款项就成了新的收入来源，也就是第三财政。用燃烧弹向拆迁机器投掷、试图阻止的新西兰籍上海居民潘女士，据说就是碰到了第三财政。为什么在中央台播出后，引起了社会巨大反响，但是上海方面仍然毫不理会？应该是跟上海财政面临的巨大支出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房价自然就会出现向国际接轨，或者说超过国际水平的情况。

　　城市高昂的成本最后分摊到每个城市居民的头上。当然，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可以有很多，比如说钓鱼执法，也是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个方式。户口销售，让更多的人进入上海，也是一个方式。反正万变不离其宗，在多种多样的费用背后，就是一个目的，尽可能增加收入，应对巨大的城市成本。在美世咨询的2009年报告，世界最昂贵的城市排名中，北京由上一年的20位上升至第9位，上海从24位前进至12位，深圳、广州分别从去年的61位和70位一跃名列22位和23位。这个成本上升的背景是不少人的收入还在下降下。 当然，这个成本上升不仅包含了昂贵城市的成本，还有上节说的国家财政税收重点。于是，不少人就开始抱怨自己的收入非洲化，开支欧美化。

 
　　缺乏现代经济的城市越来越脆弱。人们看到城市建设蓬勃向上，大量的跨国企业入驻，于是人们感觉到自己已经是现代化的经济，现代化的城市。有的企业和个人觉得生意太难做，赚钱太难，自己的钱放在银行里又贬值，所以也开始跟风买房子，或者炒房。但实际上，一旦发生风吹草动，这些跨国企业可以随时撤离，把黑洞留给当地。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批跨国金融投资机构驻上海公司撤离。本来十分兴旺的上海写字楼市场，突然出现了大量的闲置。随着，上海大量新写字楼还在持续的建设当中，不断进入市场，增加供应量。于是，上海写字楼租金价格一路走低。也就是说，人们的投资实际收益在降低。
　　

目前的问题在于，已经非常昂贵的城市财政，开支越来越大，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维护维修费用。随着周边加工组装经济无利可图，外资撤离，卖地的第二财政和拆迁的第三财政手段也基本用到极致。那么，从哪里来更多的钱支持昂贵到城市运转和各种大楼的运营？城市还能以什么方式从城市居民身上获得收入？ 城市居民还有什么利益可以让城市榨取？ 这是个必须深思的严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