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大溃败（三)

落后于时代的外企决策

王尚一

 

中国的变化让世界感到震惊。1990年代中期，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人口大国，只有深圳等少数沿海城市有点儿现代化气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仍然显得落后。到2000年代中期，北京和上海的城建大规模展开，豪华大厦不少于西方发达国家，二线城市也一样高楼林立，大型商场密集，汽车充斥大街小巷。缓慢发展的欧美国家一致认为，中国具有不可思议的发展力量和发展速度。

 

中国快速变化的状态，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曾经历过。欧美等国家的发展，基于近2000年的基督教文化传统，经过200多年工业化进程。德国、瑞士和北欧等国家的主要经济支柱是家族企业，大都经过上百年甚至超过两百年的运作，美国这个19世纪后期开始领先的相对新兴国家，经济主要支柱也是上百年的企业，日本是在19世纪后期明治维新与脱亚入欧后才工业化，但是日本的金融机构（财阀）历史悠久，控制的企业也大都拥有较长历史，二战后，德日在废墟上重建，但是传统的经济结构并没有打破，日本财阀虽然在法律上被肢解，但在社会经济中仍然保持着紧密的纽带关系。

 

跨国企业经过长时间发展，试图达到两个极端下的均衡：一端是注重眼前利益，尽可能争取更多利润；另一端是立足长远，为企业的长期发展而规划。企业能够立足长远，关键在于欧美日等社会有较为稳定的发展方向，而且变化速度相对缓慢，这样才能支持企业的长期发展规划。快速变化的中国没有明确发展方向，跨国公司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环境，被中国的变化所震撼，难以理解进而无法准确判断中国的真实状况。

 

在中国，多数跨国公司选择了错误的获利模式。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超前和灵活是生存的关键。中国变化一步，投资决策必须提前三步。当投资完成，中国的变化正好到了相应的阶段，可以直接获利，如果不具有超前意识，只是跟着中国的变化走，投资到位即落后陷入亏损。

 

在中国的投资必须灵活。灵活是指轻实物资产，重智力资产。中国各种热点转换快。投资必须适应快速转换，随时切入即将出现的热点，才能实现新的获利。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不能对某个热点投入过多，随时准备根据热点的转换而跳跃式改变。最关键，在热点转变时，有足够的决断能力，随时改变方向。

 

从投资的角度，这属于常识，但实际上现实中很少有人能坚持这个原则发展业务。跨国公司被中国的巨大经济增长所震撼，中国经济越增长，跨国公司越恐慌。为了在中国占据更大份额，跨国公司的投入也越来越多。随着投资的增加，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期和预期回报期也日益延长。

 

初期，跨国公司错过血汗工厂的高峰阶段。1990年代中期，当中国体制通过人民币贬值、农业税和收容制度等法律手段，把数亿农村劳动力变成血汗奴工时，跨国公司没有想到中国将要变成巨大的世界工厂。嗅觉敏锐的港台（尤其台湾）韩等中小企业率先进入中国，迅速发展壮大。

 

从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中期的差不多10年间，血汗工厂规模越来越大，以富士康为典型。在这个阶段，跨国公司由于自身的规则限制，还是通过贸易业务获利。例如，苹果的快速重新崛起，富士康起关键作用。苹果通过贸易订单的模式让富士康分享少许利益，同时不用背负血汗工厂的名声。

 

随着中国血汗工厂规模的持续扩大，不少跨国公司都像苹果这样获利，但是，不是所有跨国公司都能像苹果牢牢控制住供应商，多数跨国公司仍然固守自己生产。

 

中国血汗工厂的扩张，对很多跨国公司的业务形成重大威胁。随着中国挤垮东南亚并加入WTO，中国血汗工厂无限制发展。最令世人瞩目的是中国的低技术含量廉价产品潮水一样涌向全世界，改变世界产业链格局。随着中国血汗工厂生产基地的形成，在世界市场抢夺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产品订单，这对很多跨国公司的业务造成重大冲击。

 

早期中国血汗工厂积极进军家电行业，大量生产和出口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和DVD等产品。随着血汗工厂日益完善，抢占越来越多的其他产品市场份额。例如，在智能手机替代功能手机的过程中，一方面血汗工厂以模仿的方式大批量生产功能机，在世界上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销售；另一方面，血汗工厂跟随智能机潮流，积极生产廉价智能机，加速智能机对功能机市场的替代。在两方面的作用下，中国血汗工厂生产的手机，沉重打击大型跨国公司的手机业务，加速除苹果外的多数手机厂商的衰败。在新兴的光伏产品领域，中国血汗工厂产品也冲击全世界，几乎压垮其他国家的所有同行。在以上这些产品生产过程中，中国血汗工厂基本没有产品研发，通常直接购买核心零部件，模仿和偷窃相关技术，在血汗工厂组装，把产品成本降到最低，满足落后国家和低端市场对廉价产品的需求。

 

面对中国竞争压力，大量跨国公司被迫把生产向中国搬迁，开始进入陷阱。由于跨国公司的眼前利益导向和相互之间的竞争，不是推动国际经济组织对中国血汗工厂的制裁，而是纷纷进驻中国，利用中国的廉价生产降低自身的生产成本与对手竞争。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国血汗工厂系统完善，跨国公司把大量成规模产品生产往中国搬迁。中国政府的优惠政策、沿海城市的巨大发展潜力、完善方便的沿海基础设施以及廉价的人力资源，让跨国公司享受到向中国搬迁后成本降低的巨大好处。

 

不过，大多数外企忽略了，中国经济环境已经发生重大转向，这种成本降低的好处只是表面和暂时的。随着外企对中国投资的持续增加，前期投资的沉没成本急剧增加，外企日益庞大和笨重，难以灵活转身，在中国越陷越深。

 

外企面对的第一个陷阱是成本持续上升。胡温上台后，很快取消江朱时期的农业税和收容遣返制度，对血汗工厂政策釜底抽薪。随着中国出口的日益扩大，农民工有了基本的人身自由，开始在人力市场待价而沽，这对血汗工厂的影响立竿见影。

 

2003年开始，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血汗工厂不得不一再提高工人工资。同时，人民币逐渐开始升值，成本相对提升。当然，这只是成本中的一小部分，最主要的成本是中国政府设置的陷阱。

 

外资进入中国后，只看到中国主要城市的繁荣以及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不知道繁华背后是黑暗沉重的债务。在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各级政府中的利益集团为捞取灰色收入，大幅增加建设成本，相关建设成本均以债务的形式留到未来偿还。这导致没有进入中国经济循环的人们赞叹中国的巨大变化，进入中国经济的企业和个人则必须立即承担起相关的债务。

 

而且，中国政府对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还在扩大，也即债务规模越来越大，在中国运营的企业和个人负担的潜在债务也日益增大。如果外企能灵活果断撤离，随时摆脱债务，但是外企面对越来越多的沉没成本，无法下决心撤离，明知成本逐渐提高，也坚持运营。外企的这种运营惯性，意味着中国政府陷阱设置的成功。

 

在成本压力下，外企日益艰难。在一个市场中，中小企业更容易感觉到市场变化。外企大规模进入中国建厂时，多数中小血汗工厂状况已经开始转差。尽管中小血汗工厂的出口总量在增加，但是利润微薄，尤其随着中国对大宗产品的需求猛增，国际大宗产品价格暴涨，进一步挤压血汗工厂的利润空间。很多中小血汗工厂苦苦挣扎。

 

外企大规模进入中国后，一方面自身产品价格较高利润率较高，对成本上升具有更高的容忍度，另一方面外企的生产投资规模大，不能轻易退出。2008年中国推出规模巨大的经济刺激政策，城建和基建规模急剧加大，房价暴涨，外企的各种成本日益高昂。虽然中国对外企有一定的税收优惠，但各种税费持续增加。其中，人工费曾经是血汗工厂的标志，也是人力密集型组装工厂的主要成本组成部分，在经济政策刺激后，物价持续提高，外资工厂不断给工人提高工资才能保障稳定的生产秩序。政府要求企业和个人缴纳更多的五险一金，对企业构成更加沉重的成本。

 

另外，人民币对美元进入新的升值周期，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综合成本。越来越多外企终于承受不住压力把生产转移出中国。大致上，技术含量较低、产品集成度低的产品生产，利润相对也较低，离开较早；规模越大、产品技术集成度越高的产品，转移越困难，越倾向选择继续挣扎。

 

处境日益艰难，外企越来越关注中国市场的收益，为最终上演大溃败埋下伏笔。随着血汗工厂的逐步扩张，中国显得越来越有钱，消费能力越来越强。尤其2008年的经济政策刺激后，中国需求急剧增加，而且需求增长主要集中在中高档商品层面，外企受益最大，销量和利润都大幅增长。欧美日等国市场日益低迷，跨国公司更重视对中国市场的开拓。为了加强中国市场地位，一些外企在中国成本持续提高的情况下，还把研发单元向中国搬迁，以便更贴近中国市场。

 

当外企把更多的研发、生产、营销等功能部分迁移到中国主攻中国市场时，生产成本的提高就相对变得次要。为了保障中国市场的地位，外企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价格战不可避免。在综合成本大幅增加的背景下，价格战进一步削弱外企的利润率。在中国市场持续扩大时，虽然利润率降低但销量增加，外企的收益还在继续增长，在成本持续上升、价格竞争日趋激烈、利润率降低的环境下，一旦市场萎缩，对企业将是重大打击。

 

更重要的是，外企没有意识到，在迅猛增长的表象下面中国经济已经剧烈下滑。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外企是最后受到冲击的部分，当外企仍然聚焦于争夺市场份额，实际上市场已经垮塌。

 

2015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