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道之中国经济

王尚一

 

 

文王问于吕望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

 

 

姜子牙给周文王的回答，也可做为今天中国经济的概括总结。在过去2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三个阶段：富士（知识阶层或者所谓的中产）→富大夫（中高级官员、依靠体制的富人、外资大企业）→富仓府（核心权贵及其仆从）。2015年，中国并非在朝世界王者攀升，而是踏上亡道之旅。

 

1960年大饥荒时的经济模式，是今天中国经济的预演。当时大量人饿死，但仍有一些人生活的很好，暗淡的年代里保持一抹特别的亮色——尽管这些亮色被长期刻意隐瞒，不过还是在逐渐见光。

 

首先，仍有很多基建项目火热开展。1958年大炼钢，是民众砸了自家的锅去炼铁，而且粮食烂在地里不让收，是民众自己砸了自己的锅，扔了自己的饭碗。大饥荒爆发后，大规模炼钢停止，重点工程（主要指各省给伟大领袖和舵手毛主席大建行宫）仍在继续，而且新的项目陆续开工，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有些地方不仅建毛的个人行宫，还有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居所。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这些行宫居所普遍属大型或者超大型基建项目。例如，仅湖南滴水洞行宫，就耗资1亿元以上（请注意，这是1960年的1亿元），除了滴水洞行宫外，还有庐山芦林一号别墅、南昌八二八宾馆、长沙蓉园、成都金牛坝宾馆、武汉东湖梅龄别墅、武汉东湖宾馆、郑州省委第三招待所、北戴河莲花山别墅、北京密云水库别墅、哈尔滨花园村一号楼、广州南湖行宫、广州小岛一号楼、南京紫金山宾馆、济南南郊宾馆、青岛迎宾馆、青岛八大关小礼堂、杭州西湖行宫、杭州刘庄宾馆、杭州汪庄宾馆、金华601别墅、上海西郊宾馆等总共61处。

 

其次，粮仓满库，三公消费保持强劲的势头。大量农民饿死、青年口粮配给一天3两米时，粮库大都满仓。大饥荒开始后，广播上说毛已经不吃红烧肉，不过主要原因是当时毛的胆固醇过高，医生建议不要再吃猪肉，毛的菜谱里主要食材就改为鱼虾牛羊肉，而且是西餐做法。根据当时文工团女兵回忆，毛天天在中南海办舞会，舞会上的食物极其丰盛，女兵都很乐意参加。在暑假，中央和地方主要领导人和家眷仍然按照惯例到北戴河度假，携带大量随从为他们贴身服务。茅台酒厂上报中央说没有粮食原料酿酒，周恩来特批2200吨粮食给茅台酒厂，支持三公消费的可持续性，尽力保证各级政府的特供充足。

 

第三，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援外激增。根据外交部档案，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访华，中国给他6000万美元贷款，周恩来还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 1960年4月，外交部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后来还援助阿尔巴尼亚15000吨小麦，援助刚果5000-1万吨小麦和大米。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援助15吨。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最为突出，1961年春，苏联中断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中国随后除了向阿尔巴尼亚提供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承担19个成套项目，帮助阿实现濒于夭折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解决阿的燃眉之急。1962年，阿驻中国大使雷兹·马利列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刘少奇，恰逢其时饿殍遍野的中国从加拿大进口一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上往中国行驶，接到中央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驶往阿国港口，悉数卸载。

 

19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脱离大饥荒的阴影。2001年加入WTO后，出口增长更加迅猛。2008年次贷危机后，欧美日经济严重受挫，中国一枝独秀，各国都积极建立与中国的经贸关系。2015年，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投行建立，志在推动一带一路。欧洲主要国家在美国日本的强烈反对下加入亚投行，倒向中国，一时间，中国俨然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导者，跟美国分庭抗礼。1958年，中国制定的目标是3年超英5年赶美；2015年，中国早已把英国远远甩在后面，超越美国似乎也指日可待。

 

不过，我们认真思考姜子牙的话，再认真观察中国经济结构，就会发现中国不是走在称王王称霸的道路上，而是到了亡道之后期。

 

首先，中国经济从来就没有王国的基础。中国一直采取愚民政策，尤其在2008年后，美帝阴谋论非常盛行，民众对美帝无比痛恨，日夜担心中国经济增长会被美帝的阴谋所打断。在阴谋论中，鼓吹者强调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如果美帝对中国实施阴谋，中国也会陷入像日本一样的长期经济危机和萧条。所以，阴谋论者一直在提醒民众防范美帝的阴谋，防止中国经济的大好局面被美帝破坏。不过，阴谋论者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日中两国的经济基础完全不同。

 

日本创造经济奇迹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日本民众受教育水平很高，日本从脱亚入欧开始就强调仿效西方的普及教育制度，明治维新的基础就是民众教育。无论明治维新还是二战后一片废墟，日本成年人即使住棚户吃不饱饭，都把最优质的资源倾斜给中小学校，让孩子们免费在最好的建筑物里读书，吃优质的免费/廉价餐。在民众具有很高教育水平的基础上，日本建立起强大的信息系统，持续收集最先进的信息情报，在此基础上，进行大规模商业研发，持续推动日本产业向高精尖新发展。第二，民众收入比较平均，日本整体经济增长时，民众收入也按照相匹配的水平增长。经济不景气时，工作人员收入也是共同降低。即使在今天，世界各国贫富悬殊日益加剧，日本的国民收入水平仍然相对非常平均，大多数日本人都享受到国家经济发达的好处。日本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及日本工业因为无法跟上互联网经济而遭受重创之后，日本仍靠着出色的中高端制造业出口，保持着高收入和较高利润，民众的收入也得以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活的有尊严。

 

中国经济走的则完全是另外一条路。1990年代开始，通过大量出口实现经济增长。中国出口与日本持续向高技术产品升级不同，主要是依靠血汗工厂政策，究其原因主要两方面：一方面，中国长期采取愚民政策，民众教育程度极低，大多数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世界不仅一无所知，还被深入灌输错误的观念。另一方面，中国通过农产品出口获得的外汇基本被权贵阶层消耗，如果实施工业品出口，中国既没有资金，也缺乏管理和市场开拓能力。所以，中国用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充分发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优势，吸引外资进入。

 

在这个阶段，中国一大批士富了起来，成为所谓的中产。士，在春秋战国之前指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阶层，主要包括社会的中上阶层，在征战和实力此消彼长过程中，士的地位变化很快，有一部分士失去原有的经济地位和收入来源，士后来更多指具有一定知识但经济地位相对较低的群体。在中国最初的出口经济增长过程中，血汗奴工支持了很多血汗经济的寄生者，这些寄生者有一定的知识，利用一些身份地位优势获得经济利益，可以看作现代的士。

 

例如，初期的港台商人和工厂主，大陆本土的出口工厂老板，都是通过血汗工厂致富。随着大型外资企业进入，为出口和招商引资服务的行业和企业，为出口城市做配套发展的行业中，也快速出现一部分中高收入者。随着房地产价格上涨，铁公基和房地产以及上下游关联行业也快速发展，又催生出相当一部分中高收入者。

 

这些中高收入者和富人大部分出身较为低微，有一定的知识和技术，同时基本掌控媒体的话语权。他们歌颂中国的经济增长，成为中国血汗经济的积极拥护者，随时义务口头宣传。他们最喜欢“中国”字眼，例如中国企业做大做强、中国经济奇迹、中国崛起等，通过不断重复和传播这些词汇，觉得个人的腰杆直起来，自身也强大起来，可以与欧美人平起平坐。这些人更多被称为土豪。

 

2009年后，中产阶级有了进一步的强大感，乘着4万亿的东风，更积极买房炒房，买车换车，出国旅游购物。香港作为离大陆最近的地区传统的购物天堂，成为这些人的首选地，这直接造就2009-2012年香港旅游购物关联行业的极度繁荣。还有部分人选择欧美游、非洲游等。人们的消费欲望越强，看到境外游的中国人越多，越觉得外国在衰落，中国风景这边独好。

 

中产阶级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净收入在快速减少。中产根本心理在于深层的自卑，总希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职位升迁、买房买车、出国旅游、家庭孩子等方面，都可以彰显地位。尤其买房炒房，随着房价上涨，拥有更多财富，也就有更高地位。但是多数人忽略的是，不论买房买车、出国旅游、养孩子，都是消耗金钱的活动，人们一直在用花更多钱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社会地位的提高，这个消耗过程中，中产的净收入在持续减少：

 

第一，印钞导致通胀大幅加剧， 4万亿经济刺激本身是货币大规模印刷，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全面抬高房地产价格，接着进入其他领域。随着货币发放越来越多，房地产价格带动房租一起大幅上涨，通胀日益严重。

 

第二，劳动力价格大涨。铁公基房地产大规模上马，高薪吸引大量劳动力，促使血汗工厂的用工成本持续增加。中国经济的基础是血汗工厂寄生经济，工人收入增长意味着工厂主收入减少，士首先做了牺牲品。

 

第三，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人民币外升内贬，致使中国血汗工厂的利润持续减少，从批量倒闭进入倒闭潮，大量中产收入停滞或下降，小企业主负债破产。

 

第四，中产阶级竞争者的大量供应。大学扩招不停，新毕业大学生不断增加，为士阶层提供新鲜血液，然而并没有多少职位给他们。2012年后，多数新毕业生的初始收入与10年前基本持平，而10年来持续通胀。2000年初，新毕业大学生月薪2000元可以生活的很不错，到2012年，月薪3000元只能做城市蚁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些新的士中，一部分人获得经验后，以更低的工资、更积极勤奋的工作态度，从中产阶级手中抢饭碗，导致很多中产在35岁后失业，再找工作收入骤降，或者压根无人理睬。

 

在上述几个因素影响下，大部分中产净收入明显下降，甚至名义收入也在下降，士的经济状况日益拮据。

 

2009年后，大夫阶层疯狂捞钱。从字面意思看，大夫主要指官员，或者具有一定特权的阶层。在先秦诸侯国中，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后来大夫被看作官员的称谓，隋唐后大夫一般指具有较高官阶的称号。在中国，官员意味着依靠国家力量享有特权，能获得特殊的经济利益，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使以中国政府为核心的权力体制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依靠政府、支持政府的经济单位成为主要获利者，中高层获得主要利益，所以中国的大夫可以套用为三部分人，包括政府和其他体制机构的中高级官员、与体制经济相挂钩的富人阶层、以及与体制经济挂钩的大型外企高层管理人员。

 

体制经济是种极力消耗，中国进入仅存之国阶段。血汗工厂主导经济时期，中国通过出口产品获取外汇，同时大量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带来大量外汇，中国有钱进口各种先进生产设备，推动经济增长。体制经济占据主导时，产品生产不再重要，而是以消耗为主。体制经济的任何产出，都是为搜刮社会中的钱财，体制经济的运作模式是加速社会民众的贫穷。

 

首先，体制大量印钞，给体制经济的单位消费，包括中央政府和事业单位、央企、地方政府和房地产等。当中央和地方经济获得大量资金从事经济活动时，意味着社会中的存款遭到稀释，民众手里的钱加速贬值，其中大部分是中产阶级的钱。

 

其次，铁公基在消费后，对相关产品加速提价。铁公基的建设是为赚更多钱，所以油价、水价、电价、气价、高速公路、医疗等费用持续上涨。铁路的票价虽然不容易明涨，但是通过取消绿皮普通车增多动车、以及取消动车增多高铁的方式实现另外一种方式的价格上涨。所有价格上涨都是跟人们的生活休戚相关，每个部分的价格上涨都意味着体制经济更富裕，社会民众被更多吸血。

 

第三，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地方政府大量贷款耗费巨资修建各种城市设施后，要从房地产上把钱赚回来，必须高价卖地，然后收取更多的房地产税费。通过各种舆论造势，营造房价不可能下跌的氛围，通过货币贬值和房价上涨驱使有一定积蓄的民众恐慌之下踊跃买房。房价上涨后，炒房者持续提高房租，导致商店成本大幅上涨，在大中城市租房人群的生活成本大幅上涨，加剧大中城市青年人群生活蚁族化。这些人饱尝租房之艰辛后，很多借钱凑首付按揭买房。也就说，随着体制经济的膨胀，民众生活加速贫困。

 

大夫阶层获得主要的好处。体制经济中，经济主要由两方面实现：第一，资金权力从上至下的模式。印钞和基建过程中，都是上级把控投资贷款和基建审批权，级别越高权力越大，下级想获得资金或者承包工程，必须向上级官员贿赂，部分大型基建项目各级回扣达到成本的40%甚至更高。在金融贷款的发放过程中，项目不同回扣也不同，15%以上属正常。回扣主要由级别较高的官员获得，进而他们又向更高级别的官员进贡。第二，收费权力自中而上的模式。在铁公基的水电油气公路医疗教育等各种机构收费，以及房地产等各种相关收费的项目中，中低官员掌控主要的收费权力，他们拿到回扣后向上级进贡。通过以上两方面的经济模式，官员收益丰厚。

 

同时，围绕中高级实权官员形成一个经济群体，为体制经济和官员服务，帮助他们获取更好收益。例如房地产企业、钢铁水泥煤炭等上游企业、与官员有关系的供货商以及高端商业餐饮娱乐等，这些企业的员工普遍收入较低或很低，主要收益均由老板获得。

 

另外，为中国市场供货的大型外企也获利甚丰，包括汽车、各类奢侈品、高端建材、各种大型设备、医疗器材、关键零部件等。这些外企属于国外技术和国内权力相结合，员工收入一般，收益主要集中在中高层管理。

 

随着体制经济膨胀，中国民众越来越了解官员的贪腐状况，但人们不是谴责和抵制，而是羡慕妒忌，希望自己也加入其中，典型行为就是大学毕业生疯狂参加公务员招考。这说明，大学生很清楚，士的阶层在变穷，放弃对中产阶级的向往，试图进入政府机构，向大夫阶层靠拢，进而成为大夫阶层的一分子。

 

不过，体制消耗过度，很快入不敷出。2011年起，中产买房资金枯竭，基建规模过大资金链断裂。高利贷和理财项目在地方政府的暗中支持下遍地开花为房地产融资，国企和房企大规模在境外（主要是香港）发行企业债，或者直接到香港和美国上市圈钱。不论国内金融还是国际金融手段都是从民众手里拿钱，大部分资金进入体制经济，再通过回扣和消费等途径进入中高级官员、依附体制的富人以及外企手中。2012年一些地区高利贷开始爆破，2014年高利贷全面爆破，席卷全国的大部分三线以下城市和地区。2015年开始，各种到期的理财产品陆续违约。简言之，在房地产、理财产品和高利贷爆破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大部分人的现金越来越少，逐渐陷入贫困状态。

 

2014年开始，大夫阶层的收益急剧降低，反映出仅存之国步入末期。支持基建和房地产的资金在快速枯竭，各地房地产大量滞销，基建供应商被大量拖欠款项，均无力再贿赂官员。体制面对经济困境，轰轰烈烈开展节支活动，导致依靠体制的中高端服务业陷入萧条和严重亏损。为了进一步降低体制成本，增加体制经济的收益，中央实施反腐，从打苍蝇到打老虎，收缴一定财物。随着反腐铺开，非权贵的大夫阶层面临收益急剧降低、风险急剧升高、随时倾家荡产沦为阶下囚的处境。另外，体制经济困境导致钢铁水泥煤炭建材和其他行业的严重滞销，行业巨额债务浮出水面，大多数看上去是富豪的企业主，结果都是负豪，企业大都实质破产。同时，中国政府清查外资企业，开出巨额罚单，这意味着外企及相关企业的高管也面临收入减少。

 

大夫阶层的收入急剧减少也反映出大多数体制经济单位陷入困境。很多低层公务员抱怨收入低，积极性大幅减退，而报考公务员的大学生也大幅减少。当体制经济都无法维持、公务员消极怠工时，说明国家统治基础已经瓦解。

 

2014年后期，中国全面进入亡道之国的经济状态。目前的政策方式如1960年大饥荒、APEC蓝和奢华款待、一带一路、亚投行、对其他国家的无偿贷款和援助。如果没有大量进口粮食和转基因瘦肉精地沟油，中国已经进入类似1960年的大饥荒。以现在的城市模式和人口构成，饥荒一旦开始，形势完全失控。

 

需要强调的是，金融系统是府库关键渠道，支持府库的内银。在美联储退出QE并且可能加息的背景下，美元加速流出中国。为了留住外资，并且让权贵赚最后一把，金融系统大量逆操作，其中一个就是支持股市上涨，吸引社会资金进入。随着股市从上涨变成暴涨，中国权贵获得极大的利益：1、很多权贵在股市上涨前都有埋伏股票，上涨后顺势抛出；2、大量大小非套现，获得不菲收益；3、新股发行，大部分资金进入权贵口袋。

 

大量实体企业减少或者停止生产，把资金投到股市，一些准备进入房地产的资金也转向炒股。其中，实体企业代表民众资金（主要涉及到士阶层），房地产则代表地方政府资金（更多影响大夫阶层）。

 

当A股大量吸收资金，实体企业则加速倒闭，地方体制经济也加速崩溃，士和大夫的钱都被核心权贵吞噬。越来越多企业或个人存款在银行不翼而飞，反映出银行的贷款扩张能力达到极限，这是银行敲响丧钟，为亡道的中国经济送行。

 

 

2015年5月26日